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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当·斯密的“同情”理论及其与人民的对立

  [1]宫敬才、黄云明:《比较视域中亚当·斯密的经济情操》,《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4年第4期。

  第三,我们看到了用市场规律来混淆贫富差别、掩盖穷人痛苦的不实之词。斯密虽然描述了“骄傲而冷酷”的地主“眺望自己的大片土地,却并不想到自己同胞们的需要”,只是由于地主本人所需要的生活必需品有限,为他干活的劳动者才“由于他生活奢华和具有怪癖而分得生活必需品,如果他们期待他的友善心和公平待人,是不可能得到这些东西的”。但是,斯密却认为:

  第一,我们看不到他表达对劳动者困苦的同情。笔者在斯密的两部著作中,没有找到同情英国劳动者困苦的话。即使下面这段话,也只是一般地强调改善劳动者生活状况对社会的有利以及体现出公正,而没有表达具体的同情。

  [43]〔英〕休谟著,关文运译:《人性论》,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528页。

  [21]〔英〕亚当·斯密著,蒋自强、钦北愚等译,胡企林校:《道德情操论》,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99页。

  他可能忘记了,贫民问题正是早期资本主义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造成的,是一个需要看得见的手加以解决的问题。两只手从来就要互相协调,社会才有公正与稳定。

  一是对市场功能的强烈迷信。亚当·斯密认为市场能够给每个人带来福祉:“把资本用来维持国内产业,指导国内产业,各尽所能,尽量使其生产物价值达到最高程度,本来就无异各尽所能,尽量使社会的收入加大。”尽管斯密承认,他们这样做“没有促进社会利益的心思”,但是,斯密认为,

  [18]〔英〕亚当·斯密著,蒋自强、钦北愚等译,胡企林校:《道德情操论》,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173页。

  [35]〔英〕亚当·斯密著,蒋自强、钦北愚等译,胡企林校:《道德情操论》,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230页。

  他指出的保护私有财产同善待奴隶之间的矛盾,也许可以解释他心目中保护私有财产、自由竞争同救助贫民之间的矛盾:

  综上所述,斯密在他的道德哲学两部主要著作中,不但没有表现出对劳动者阶级困苦的同情,反而表现出了冷漠。

  第四,我们看到了富人没有义务救济困苦劳动者的观点。在斯密那里,最高的美德是仁慈与正义,它们都与救助劳动者苦难无关:仁慈是由同情产生的,斯密没有要求富人秉承仁慈去救助穷困的劳动者,相反,他强调的是

  当我们联想到斯密在《国富论》中把“自利”作为经济人的本性时,可能会猜疑:斯密的“同情”,归根到底是“自利”的感情。然而,斯密对此有明确的表述:

  [40]〔英〕休谟著,关文运译:《人性论》,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395~396页。

  [15]〔英〕亚当·斯密著,郭大力、王亚南译:《国富论》上卷,译林出版社2011年版,第71页。

  [36]〔英〕亚当·斯密著,郭大力、王亚南译:《国富论》上卷,译林出版社2011年版,第281、306页。

  [42]〔英〕休谟著,关文运译:《人性论》,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527页。

  [14]〔英〕亚当·斯密著,蒋自强、钦北愚等译,胡企林校:《道德情操论》,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69页。

  [2]陈可:《亚当·斯密与阿马蒂亚·森贫困观比较研究》,《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6期。

  意思是说,当前的社会制度是合理的,只要一个人品行端正,就不会因为社会原因而由富变穷。

  [27]〔英〕亚当·斯密著,郭大力、王亚南译:《国富论》上卷,译林出版社2011年版,第10页。

  这个理论认为,人类依据天生的想象力,在别人获得幸福的时候,想象那幸福发生在自己身上,为他高兴;在别人承受痛苦的时候,想象那痛苦发生在自己身上,为他难过。这就是“同情”。不过,斯密主要是在因别人的痛苦而痛苦的意义上使用“同情”一词的。它与“怜悯”“体恤”相同。[5]斯密对同情有生动的描述:“当我们的兄弟在受拷问时,只要我们自己自由自在,我们的感觉就不会告诉我们他所受到的痛苦……只有借助想象,我们才能形成有关我们兄弟感觉的概念……通过想象,我们设身处地地想到自己忍受着所有同样的痛苦,我们似乎进入了他的躯体,在一定程度上同他像是一个人,因而形成关于他的感觉的某些想法,甚至体会到一些虽然程度较轻,但不是完全不同的感受……由于任何痛苦或烦恼都会使一个人极度悲伤,所以当我们设想或想象自己处在这种情况之中时,也会在一定程度上产生同我们的想象力的大小成比例的类似情绪。[6]“我们认为,死者不能享受阳光,隔绝于人世之外,埋葬在冰凉的坟墓中腐烂变蛆,在这个世界上销声匿迹,很快在最亲密的朋友和亲属的感伤和回忆中消失,这是多么不幸啊!”[7]

  [29]〔英〕亚当·斯密著,郭大力、王亚南译:《国富论》上卷,译林出版社2011年版,第21页。

  [39]〔英〕休谟著,曾晓平译:《道德原则研究》,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33页。

  [9]〔英〕亚当·斯密著,蒋自强、钦北愚等译,胡企林校:《道德情操论》,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420页。

  [5]〔英〕亚当·斯密著,蒋自强、钦北愚等译,胡企林校:《道德情操论》,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5页。

  斯密那个时代的欧洲知识分子,以构建普世的知识体系为己任。以英国为例,斯密之前的约翰·洛克、大卫·休谟,都做了这样的工作。斯密一生中两部最重要的著作《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在当时都属于道德哲学范畴,他构建这样一个庞大的道德哲学体系,目的显然是为整个社会建立道德秩序和经济秩序。[12]这说明,他是以整个社会为关注对象的。

  [26]〔英〕亚当·斯密著,郭大力、王亚南译:《国富论》下卷,译林出版社2011年版,第24页。

  [12]〔英〕亚当·斯密著,蒋自强、钦北愚等译,胡企林校:《道德情操论》,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11页。

  [19]〔英〕亚当·斯密著,蒋自强、钦北愚等译,胡企林校:《道德情操论》,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230页。

  一位倾平生之力研究“同情”,并且热情赞美“同情”的思想家,居然面对自己同胞非常需要“同情”的处境表现出石头一样的冷漠无情;所谓“同情”,完全变成纸上谈兵的说教,而脱离现实生活,这种情况为什么会发生?

  第五,我们看到了用市场取代政府对贫民进行救助的主张。如前所述,16世纪~18世纪,大规模的圈地运动使大批农民失去土地,沦为流浪者、乞丐。1556年英国政府颁布法令,让教会承担救助贫民的义务,并于1572年开始征收济贫税。开始时,救济责任由教会或教区承担。1601年,伊丽莎白政府颁布了《济贫法》,建立地方政府和征税机构,救济贫民的资金改由辖区内居民缴税提供。居民们为了减少支出,尽量阻止外地贫民进入本辖区。政府也颁布法令,限制一般居民到新的教区去获得户籍,因为他们可能是或者可能即将变成贫民。另外,为了让穷人买得起粮食,政府有时会限制粮食价格。这些规定当然是为救济贫民而制定的,但是,也限制了劳动力的流动,干预了市场对粮食价格的决定。斯密从劳动力是劳动者的私有财产、是天赋人权的角度[23],从自由市场比政府干预更有利于减轻贫民困难的角度[24],对此进行了批判。但是,问题在于,他没有提出任何替代的救助方案,实际上就是主张把贫民投入市场,让市场解决他们的贫困问题。在粮食价格管制问题上,他的类似观点明确地表达出来了:

  [32]〔英〕亚当·斯密著,郭大力、王亚南译:《国富论》下卷,译林出版社2011年版,第150页。

  关于亚当·斯密同情理论的研究成果,国内仅知网上就有近百篇论文和硕士、博士学位论文。绝大多数论文对亚当·斯密的同情理论予以肯定。比如,说他“对劳动者怀有一以贯之的深切同情”,“视劳动者为兄弟”[1]。也有对之进行委婉批评的。比如,认为“亚当·斯密不但不认为自由主义经济模式和贫困存在着内部的联系,反而认为贫困是自由主义经济发展不足所导致的……对于贫困的消除,亚当·斯密总是认为应该在市场经济体制下解决。一旦解决贫困的方式伤害市场体制,亚当·斯密则表现出不安和反对”。[2]根据亚当·斯密的理论,

  [17]〔英〕亚当·斯密著,郭大力、王亚南译:《国富论》上卷,译林出版社2011年版,第68~69页。

  [3]陈可:《亚当·斯密眼中的贫困》,《云南社会科学》2011年第1期。

  斯密在同情问题上与休谟观点的一致性,说明这个问题要从那个时代去找原因。那个时代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初步建立并且表现出强大生命力的时代,而这个市场经济完全不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它是肉食动物的猎食天堂。亚当·斯密和休谟一样,是站在了这样一个市场经济中最大获利者阶级的立场上,而不是最小获利者阶级的立场上看问题,所以,这应该是问题的实质所在。也因此,必须提出一个重要的问题,这样一种理论,能成为一个以人民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的经济改革理论吗?

  亚当·斯密在1759年出版的《道德情操论》中,系统地提出了以同情为核心的社会道德理论。

  [4]张丽芳:《亚当·斯密同情思想研究》,大连医科大学2008年伦理学专业硕士学位论文,第25页。

  社会如此美好,很容易使人相信:一个如此美好的社会,有一些穷困、劳苦的人不算什么;他们的困难也一定会解决的。

  这就意味着,本来就贫困的人引不起同情,只有富人变贫困了才引得起同情。[18]

  [25]〔英〕亚当·斯密著,郭大力、王亚南译:《国富论》下卷,译林出版社2011年版,第92页。

  [7]〔英〕亚当·斯密著,蒋自强、钦北愚等译,胡企林校:《道德情操论》,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10页。

  [37]〔英〕休谟著,关文运译:《人性论》,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348页。

  本文在他人的研究成果基础上,结合亚当·斯密所处时代的社会现实,对他的同情思想进行分析。

  【姜南,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本文原载《世界社主义研究》2018年第十一期,授权察网发布】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33]〔英〕亚当·斯密著,蒋自强、钦北愚等译,胡企林校:《道德情操论》,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173页。

  [13]〔英〕亚当·斯密著,郭大力、王亚南译:《国富论》上卷,译林出版社2011年版,第123页。

  [22]〔英〕亚当·斯密著,蒋自强、钦北愚等译,胡企林校:《道德情操论》,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100~101页。

  [38]〔英〕休谟著,曾晓平译:《道德原则研究》,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34页。

  亚当·斯密系统地提出了以同情为核心的社会道德理论,高度评价同情心对于人类伦理的巨大意义。但是,在他生活的18世纪,至少有1/3的英国劳动者生活十分贫困、痛苦和绝望,而他对此却十分冷漠,不但没有丝毫同情,甚至反而认为富人没有救济贫困者的义务,主张用市场取代政府对贫民的救助。亚当·斯密一面大讲同情,另一面却对劳动者的苦难毫无同情,其根本原因是作为生活在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思想家,他对不是以人民为中心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对资本主义具有强烈的信心和信仰,因而他是站在统治者阶级的立场上谈同情理论的,是与人民对立的,这样一种脱离人民的理论不能成为以人民为中心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指导理论。

  [28]〔英〕亚当·斯密著,郭大力、王亚南译:《国富论》下卷,译林出版社2011年版,第258页。

  在整个18世纪都有大量贫民只能靠救济为生。这些人的生活无疑是困苦的。斯密在《国富论》中用专门的篇目讨论济贫问题,说明他非常熟悉被救济者的困苦状况。[13]

  [41]〔英〕休谟著,关文运译:《人性论》,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422页。

  [16]〔英〕亚当·斯密著,郭大力、王亚南译:《国富论》上卷,译林出版社2011年版,第59页。

  [30]〔英〕亚当·斯密著,蒋自强、钦北愚等译,胡企林校:《道德情操论》,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61页。

  迷信市场万能,很容易导致产生这样的看法:劳动者阶级的困苦既应该靠市场缓解,也能够靠市场缓解。

  亚当·斯密对劳动者阶级的困苦不予同情的态度,在他的同时代人、著名哲学家休谟(1711~1776年)那里有着几乎一样的表现。[36]休谟在《人性论》、《道德原则研究》中,详细地、系统地论证了同情是道德的基础这一观点[37],并且对由于同情心而产生的怜悯、仁爱这样的感情给予了高度的评价[38]。但是,他在论述同情时,纯粹是学理的、逻辑的,而完全没有涉及当时社会上应该同情的贫困者。如果说涉及了,那也是以这样的方式:

  二是对利己心在市场中的作用的强烈认同。他认定利己心是经济发展的唯一动力:

  [20]〔英〕亚当·斯密著,蒋自强、钦北愚等译,胡企林校:《道德情操论》,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96页。

  [31]〔英〕亚当·斯密著,郭大力、王亚南译:《国富论》下卷,译林出版社2011年版,第240页。

  [34]〔英〕亚当·斯密著,郭大力、王亚南译:《国富论》上卷,译林出版社2011年版,第6页。

  [23]〔英〕亚当·斯密著,郭大力、王亚南译:《国富论》上卷,译林出版社2011年版,第122~123页。

  [6]〔英〕亚当·斯密著,蒋自强、钦北愚等译,胡企林校:《道德情操论》,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5~6页。

  [11]〔英〕亚当·斯密著,蒋自强、钦北愚等译,胡企林校:《道德情操论》,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305页。

  这说明斯密主张把同情心不断地扩展,从身边的人扩展到国家,再扩展到整个世界。

  因此,本文提出一个问题:一位以整个英国社会为关注对象、充满强烈同情心的思想家,在他构建道德哲学的两部主要著作中,是否表现了对自己所处社会遭遇生活痛苦最多最深的广大下层民众的同情呢?

  [8]〔英〕亚当·斯密著,蒋自强、钦北愚等译,胡企林校:《道德情操论》,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25页。

  [10]〔英〕亚当·斯密著,蒋自强、钦北愚等译,胡企林校:《道德情操论》,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310页。

  [24]〔英〕亚当·斯密著,郭大力、王亚南译:《国富论》下卷,译林出版社2011年版,第9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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